二、保持积极健康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对于“核心价值观”，企业和个人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我的理解，企业价值观、个人价值观是高度统一的存在。特别是作为一个企业员工，个人价值一旦脱离了企业，其自我价值的体现便成了空谈。反之，良好的企业价值观也必须兼顾个人价值观。只有当两者达到高度契合，企业才能实现永续发展，个人也才能获得成长提高。这好比“志”与“义”的关系，大义和志向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又是辩证统一的，“志”向主要是指个人的目标，“大义”则是指企业层面那些非利己的、舍弃个人立场且对众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大义”是从比较大的格局切入，例如为世人、为社会，或是为身旁的家人等。如果能用大义来鼓舞自己，就可以激发出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就能逼迫自己发挥潜力。对于个人而言，一万个人就会有一万个志向，而对于企业，则永远只有一个大义，所有的集思广义，目的只有一个，凝聚共识、统一思想，包括企业高管在内，谁都不能凌驾于这个大义之上。

1、正思想，拒绝做思想懒汉

物质之上应有精神，精神之上要有思想，刘亚洲将军认为，“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甚至可以说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人的头脑就像降落伞，只有打开才能起作用，如果不愿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必定一事无成，正如曾国藩所说：“天下人皆败于两个字‘懒’和‘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我们极度渴望一件事情，在白天近似疯狂般地思考，有时候答案就会在睡梦中跳出来的。思想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难以量化，但起的作用往往却是不可估量，正如德国国防大学的校训：“头脑可以移山”。

反观现在的宝业，确实有一批人的思想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

钟情于个人发大财，肉体和精神都患上了“富贵病”，以钱的多少来衡量成功与否。公司层面，要不断地积累财富用于再发展，但对于个人，过欲地追求财富，只会是一场灾难。有些人赚了钱后失了理性，以为赚钱就是简单的事，安排孩子进金融机构，非法侵占和挪用公司资金，梦想着搞资本运作来赚更多的钱，结果丢了孩子的工作，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有些分子公司管理人员，在项目部要求提供正常的服务时，先谈好处费，再说公关费，“吃、拿、卡、要”；有些员工静不下心来做技术研发，至今还把建筑工工业化和建筑构件混为一谈，不知道建筑工业化的真正涵义和由来，更不知道宝业建筑工业化事业发展的阶段与规模，甚至不时发出一些杂音、噪音。

借此机会，我再解释一下建筑工业化的内涵。建筑工业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前苏联等国家，为解决二战后的房荒和劳动力不足所兴起的建造方式变革，在日本是1968年（昭和44年）由通商产业省的一位官员“内田元亨”提出的，用来替代“和平宪法”约束下的军工产业，成为一个继汽车、家电之后又一个的大制造业。用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于1962年9月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观点讲，就是“从拖泥带水到干净利落”。

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太远。

“权力崇拜”文化根深蒂固，认为有权力就有位置、票子，更能带来好车子、大房子，忘记了权力就是责任的道理。某些子公司、分公司、项目公司，贡献越来越少，但其权力却不肯转移，没有开放的心态，用权力来封闭新人、新事，千方百计维护小团体利益，俨然成了企业的“贵族”，这种“贵族”的存在，制度必然形同虚设，企业的路也只会越走越窄。

有些管理者把握不好权力与自由度的关系，认为公司的事情是“带带”的，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谋利才是主要的，不断地造成各种各样的后果，甚至出现利用公司的资源帮其他公司申报奖项和文明工程这样恶劣的事，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我十几年前就对我的亲戚讲过，我不是你们的企业领导，我要考虑宝业的几万员工，你们的事我会帮，但一定公私分明，不能为了你们的利益而牺牲公司的利益。管理者一旦沉醉于“权力崇拜”，对企业的伤害是巨大的，在其位不谋其职，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忘了初心，不求上进，不会对话交流，不去咨询最新的政策变化，不去了解最新的社会行情，离使命越来越远。真正的领导者，必须要有使命感，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战略目标，始终坚守投资的项目必须如期实现质量、安全、经济等既定指标的初衷。否则，带领的团队就会效益低下，成为企业的“枯枝”。

离圈子文化太近，离埋头苦干太远。

沉溺于茶余饭后的小文化和各种低级趣味中，缺乏对企业发展大文化的提炼总结，缺乏对企业发展市场行情的分析判断。一些年轻员工，工作松散，敷衍了事，把工作当作“混饭吃”，在最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以个人狭隘的思维去衡量一切，不思考怎么样深入钻研一行，而整天琢磨研究怎么样迎合领导喜好，甚至为了高薪、升职而拜领导为师傅，需要指出的是，宝业中的有些特殊岗位，确实要传承“传、帮、带”的师徒制度，但绝不是单纯地找个领导做师傅。

离轻松随便太近，离原则立场太远。

在管理方面宽、松、软，毫无原则立场可言，对坏人坏事不处理，实质是对好人最大的侮辱和不公平。2018年，我们处理并惩罚了一些损害公司利益的人和事，今有人讲，在宝业内，做错事情的有，但受惩罚的从来没有。我想，这就是一个开始，今后对损害公司利益的人和事，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但从物质上惩罚，还要从企业文化角度进行批评、教育，绝不让本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却得到表扬，绝不再继续重用或提拔这些人。公司的管理人员，都要以“宁做恶人、不做罪人”的态度，总结并处理掉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棘手问题，如果任由这些问题累积，对坏人坏事不处理、不惩罚，说得严重点，就会像蝗灾一样，先是吃完所有农作物，后是互相残杀，最后集体毁灭。

2、振精神，不忘创业初心

思想正了，然后是精神。“精神一变天地宽”，分享刘亚洲《精神》一书中的几个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人、一个民族有无精神区别有多大：

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其中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乐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证实了间谍的预测，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割地赔款，而日本则利用中国战争赔款，大力发展教育、经济及军事工业，为日后崛起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

甲午战争时，日本军医检查清军伤口后提交的报告中写道：“从清兵的创口来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弹者极少”，显然这都是逃走时中弹的。可见，晚晴时期人的精神已萎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无论是面对皇权还是侵略者，灵魂早已经跪下。然而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就是1934年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那种“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的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精神更是达到了顶峰。东北抗联的杨靖宇将军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军的极大敬畏。他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今在天地间回响。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军解剖了他的尸体，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史料载，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自杀。这就是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让八路军、新四军这样一个连武器都不如晚清士兵的军队，后来建立起来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当今世界资源最多的国家，如俄罗斯、委内瑞拉等，经济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反而像以色列、日本这些资源贫乏的国家，经济发展得却很好，很多高精尖技术掌握在他们手上。其中原因就在于，资源丰富的国家，财富来得太容易，民众习惯了福利社会，大多数人都好吃懒做、养尊处优，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源价格一旦长期低迷，这些国家就从天堂坠入地狱，变成贫穷国家。

同样，精神的作用也始终贯穿在宝业的成长发展中。宝业初创的时候，资金非常有限，为了企业发展，什么都得精打细算，“称碳烧火、数米煮饭”就是我们当时经营管理的真实写照。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只有用我们的激情，用我们的奋斗，发扬“多做少拿”的精神，一步一步打拼，才换来了宝业的今天。如今想来，多么不可思议，谁不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但我们却克服了人性中贪图舒适安逸的弱点，坚守着我们“出人头地、走出去有地位”的创业初心。宝业未来要继续发展，宝业人的精神阵地一定不能失守。

2018年，“宝业塾”组织两批学员共100余人到福建古田会议会址瞻仰学习，从反馈的情况看，学员普遍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精神受到了极大震撼。今后，在保证出行安全的前提下，“宝业塾”还要组织更多这样的活动。同时，要重榜样、学榜样，树立宝业内部的精神榜样，用身边的故事来教育人。再次倡议，全体宝业人要继续深入学习张健为代表的海外员工的那股精气神，《宝业报》连载刊登了湖北宝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长华采写的《贫瘠中宝业人的峥嵘与辉煌——来自东非宝业吉富公司的报告》，各单位要组织员工认真学习，并开展精神价值观的大讨论。

3、走正道，光明正大经营

稻盛和夫一直主张经营要做到玻璃般透明，他认为“企业如果依据这个原则，构筑起光明正大的经营管理体制，就能防止人为的舞弊行为。万一发生这样的行为，也能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而另一位前日本八佰伴国际流通集团创始人和田一夫，就是因为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在自己68岁时以破产告终。和田一夫反思时表示，在全球一共有400多家分店的企业鼎盛时期，他把大多数业务都交由弟弟打理，自己主要通过财务报表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想到弟弟整整作了三年假账，粉饰太平，导致危机爆发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企业破产后，大批人失业或遭受损失，和田一夫承担了全部责任，鞠躬致歉，并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了出来，从一个亿万富翁变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好在，家人的鼓励给了和田一夫莫大的信心，他的妻子在破产时说了一句话：“我本来嫁的就是蔬菜店老板，不是八佰伴总裁，我们重新开始吧，大不了再开一家蔬菜店。”于是破产第二年，和田一夫重新创业，开办了咨询公司，随后又与一个27岁的年轻人合作，涉足IT软件领域，并且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带领公司上市，被称为日本商界的“不死鸟”。

具体就宝业而言，光明正大地开展事业，追求正当的利润，为社会多做贡献，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经营观。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经营的宗旨，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追求利润的过程必须光明正大，正常的商业竞争我们不会退让半分，但从来不会为了利益去搞阴谋权术，搞虚大项目，搞噱头玩数据，这也就是我常说的“走正道”，宝业香港上市就是明证。把自己的一切拿到阳光下，经受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严格审计，不但要受国内法律法规约束，还要接受股民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约束，使得宝业的经营管理进一步规范，更为日后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正是品尝到了这种规范的好处，在当前法律对于国企和民企的保护监管存在差别的情况下，宝业在发展中优先选择与国企合作，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并在股权设置时主动让国企控股，以期受到更好地法律监督。为此，宝业遭受了外界很多非议和指责，有些是中肯的，有些则是恶意的，我们都是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努力打造最好的自己。一家企业，所作所为最终还是要经得起社会和法律的检验。

从我个人来讲，也是一直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严格做到公私分明，绝不把个人的请客送礼、日用品等费用混淆在公司的公款消费中。我两个小孩从上学到现在，包括现在的孙子孙女，凡是涉及有公车使用的，我都是自已支付公车使用费。个人在公司食堂的日用品和餐费，也都是自己定期支付，甚至上世纪80年代个人建房的发票我都整齐地装订保存着，连灰桶都是个人买的。这么多年下来，个人消费单据已是满满一箱。说这些，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有多廉洁，但至少我有这么多的个人支出清单，而且从某种层面讲这样的行为更是对子女的一种教育。

稻盛和夫在书中多次表示，他至今还在坚持童年时代父母亲的家教，父母教导的最基本的道德——不撒谎、要正直、不骗人、不贪婪、不要给他人添麻烦、对人要温和等等，对他日后的人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认为，父母亲的榜样力量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旦父母亲以各种形式表现出奸诈的行为，比如母亲带着孩子在餐厅吃饭结账时，服务生少算了钱就十分高兴，长此以往，教育孩子就变成了无用功。发现钱少算了，母亲应该马上当着孩子的面把钱补给服务生。还建议大家好好去学习一下《三字经》中“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的典故：孟子同乡、西汉大臣韦贤，号称邹鲁大儒，在当了五年丞相后以老病为由退休时，汉宣帝赏给他一百斤黄金。但是他并没有将此留给儿子，而是用这些钱和俸禄所得，用来教育子孙，给子孙创造一个必要的，或者说是和别的人相比，略好一些的读书条件。因此他的四个儿子，长子韦方山当过县令一样的官，次子当过太守，第三个儿子留在邹县为父亲守坟，小儿子韦玄成又以才学超群再次担任丞相。于是邹县留下了一个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